荣昌新闻网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蒋坤红 见习记者 杨丽丹）“所有新旧党员一律重新登记，要切实信仰主义，能识文字之绅士派往往不甚遵守纪律，了解及实行政策。此次登记须当面声明遵守纪律等始能登记……”4月21日，记者在区档案馆看见一封泛黄褶皱，但字迹仍清晰可见的珍藏信件，静静躺在库房，诉说着国共首次携手共克时艰的足迹。

这封信，是1926年8月，国民党（左派）重庆莲花池四川省党部（下称“省党部”）执委、共产党员黎灌英致裴紫琚的函，旨在商讨筹组国民党（左派）荣昌县临时县党部（下称“县党部”）相关事宜。

背景：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

缘何要在荣昌筹建县党部？还得从当时的时代背景说起。

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大地上，列强掠夺，封建压迫，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中国人民的最强呼声。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刚刚经历震惊中外的北洋军阀血腥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二七惨案”，认识到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仅仅依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应该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

恰逢此时，孙中山深感国民党内许多人已经日趋腐败，决心寻找新的力量和出路。他开始同共产党人建立联系，真诚欢迎共产党员同他们合作。

1924年1月20日—30日，在中国共产党员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合作后，遂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

1925年8月，共产党员杨闇公、吴玉章、刘伯承等人为核心，积极推动省党部成立，驻地设在重庆莲花池。省党部坚决贯彻孙中山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立后便立即派出一批党务指导员到各县，指导筹建县党部（左派），推动以拥护“三大政策”为主要内容的革命斗争。

“荣昌，便是省党部积极筹建县党部的阵地之一。”区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党史科科长张良安介绍。

推进：国民党（左派）荣昌县临时县党部成立

1925年，黎灌英先后致函给廖逢吉（荣昌人）和裴紫琚，积极推进筹建事宜。

同年10月，省党部派裴紫琚来荣昌担任党务指导员，由廖逢吉、郭仲容担任筹备员，吴超然（共产党员）参加县党部筹建。

1月，省党部组织部长张克勤（共产党员）到荣昌，与廖逢吉、郭仲容等人研究决定，于12月25日召开县党部成立大会，选举产生了3位常务委员、1位组织委员、1位宣传委员，以及工人部、商人部、农民部、青年部、妇女部负责人，并下设6个区党部。

区档案馆中，至今仍陈列着县党部成立后，相继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四川省荣昌县临时县党部成立宣言》《中国国民党四川省荣昌临时县党部告农民书》，铿锵的字迹，鲜明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指出要改善处境，必须组成新型的革命政党，号召农民“快快联合起来，组织农民协会”“有了团体，便可大张公道，再不怕恶人恶势力了”。

“中共荣昌第一个支部成立后，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党组织通过参与、支持、推动县党部工作，积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共产党员实际成了国民党（左派）县党部的核心。”张良安介绍。

成效：携手加快国民革命前进

县党部成立后，国民革命行动迅速推进，荣昌掀起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热潮。一方面，县党部得到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的大力支持，组建了一支队伍精干的宣传队伍，广泛下乡到各地宣传；另一方面，革命先驱车耀先等人不辞辛劳，夜以继日奔走城乡演讲、宣传，群众反帝反封建觉悟得以提高，“成立反英大同盟”“声援重庆‘三·三一’惨案”等具体行动便是最好的证明。

1926年9月5日，英帝国主义军舰炮轰四川万县，军民死伤1000余人，制造了“万县惨案”。县党部在共产党员吴超然等人的支持、帮助下，发动各界组织“反英大同盟”，并发表《荣昌反英大同盟宣言》《荣昌反英大同盟告工农书》。

“南京惨案”及重庆“三·三一”惨案后，县党部在中共荣昌支部的全力支持和帮助下，与省党部步调一致，坚决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地方军阀作斗争，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召开千人以上抗议集会和游行示威，并发表《国民党荣昌临时执行委员会为重庆“三·三一”惨案宣言》《国民党荣昌临时执行委员会为重庆“三·三一”惨案致省党部（莲花池）声援函》等。

“县党部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它最大的历史意义在于，推动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对荣昌国民党改组和改造，且取得很大成效，让孙中山希望共产党人帮助改造国民党的愿望在荣昌得以实现。”张良安说，“更重要的是，县党部持续开展的各类宣传活动，为荣昌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革命斗争，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先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