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昌新闻网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魏霞）“这次屠工罢市完全是荣昌公安局长尹炟勒抽肉税，激起屠工罢市，当局表示，如屠工愿让步，仍照原案抽收。屠商已达到圆满目的亦不愿走极端，昨全县屠商，已一律恢复营业……”这是1929年6月17日重庆《新蜀报》上一篇题为《荣昌猪活不成》的专题报道，讲的是以进步青年谢用昭为骨干的荣昌屠帮大会，发动和团结全县屠业人员进行反抗增加生猪屠宰税的罢工罢市斗争。

无良官吏搜刮民财

苛征税费惹众怒

在旧社会，各行各业都有行帮公会，统筹行帮有关事宜。

那时的荣昌屠帮，不仅是当地最为团结的行帮公会之一，还会开展一些公益事业。

当时，屠帮不仅在荣昌城内和仁义置办了完全小学，还在吴家、盘龙、安富、峰高、双河等地都置办了初小。屠工子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广大屠工更加拥护屠帮。

1929年，谢用昭等一批受过革命思想教育和影响的青年参加了屠帮工会。并在共产党的参与和支持下，筹组荣昌全县屠帮大会，印发了《荣昌县屠帮大会筹备处宣言》。

那时，荣昌县的屠宰行业每宰1头猪要交屠宰税大洋5角，交自筹屠帮活动和办学经费2角，压在屠工身上的担子已相当沉重了。

但雪上加霜的是，时任县公安局长的尹炟为了搜刮更多民财，擅自规定每宰1头猪再增税2角。这样一来，不仅减少了屠工们的收入，还增加了消费者的负担，激起了全体屠业人员和全县人民的愤怒。

为此，以进步青年谢用昭为骨干的荣昌屠帮大会，决定发动和团结全县屠业人员据理力争，反对增税，并印刷吁请取消增加屠宰税的《快邮代电》公诸社会。

但屠工们的正义要求遭到了当局的拒绝。

5月18日，尹炟率领警丁多人，悍然逮捕了承印《快邮代电》的荣华石印馆股东李荣登。第二天又逮捕了反增税斗争骨干屠帮会首谢兴发、张泽江，企图把屠工们的愤怒之火压下去。

进步青年带领屠工据理力争

罢工罢市维护权益

事件发生后，屠帮大会立即通知各乡镇派出代表赴县城开会筹商对策。

很快，200余名代表群情激愤聚集到荣昌，组成劳工请愿团，印发《荣昌全县屠帮劳工请愿团宣言》，决心抗争到底。

《宣言》称：“我业屠劳工，穷寒沏骨，不能担此重负，何能隐忍承受，故处此积威之下，不能不作伸张民权之运动。”

与此同时，屠工们在向荣昌县政府提出反对增加屠宰税的同时，也向省屠工会呈文报告荣昌反对增加屠宰税的理由和要求。

省屠工会主席马玉龙在《致县政府公函》中明确指出：“荣昌县每杀一头肥猪已按政府税法规定交了税收5角，会员又私人自筹了每头猪2角办了学校，就不能再另加2角了，实属增加了屠工和消费者的负担，是非法的。”

有了省屠工会的支持，更加有力地推动了荣昌屠工的反增税斗争。

荣昌屠帮大会立即和公安局谈判，提出两条要求：一是取消非法增加屠宰税；二是立即释放被扣押人员。但谈判遇阻，屠工们的正义要求被尹炟一口拒绝。

谈判无果，屠帮大会于是决定，全县各场镇屠宰行业立即罢工罢市，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5月下旬，全县屠工罢工、罢市，各乡镇集中荣昌各代表200余人，每天上午、下午上街游行示威，以屠工学校乐队为前导，高呼“反对公安局强迫增加屠宰税”“要求公安局立即释放无辜被押人员”等口号，沿街宣传，获得了全县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5月28日，由知名地方士绅张春台领衔的荣昌各界知名人士和屠工代表等150人具名印发《快邮代电》以示支持。

《快邮代电》指出：“该尹炟未经委任以前，我邑以凋敝余生，犹能各安生理，自伊入局以来，骚扰百端，以公安为名，其妨害公安者，莫此为甚。公民等虽处积威之下，不忍忘切己之灾。是以大声疾呼，同抒公愤。”

抗“屠税”斗争获得胜利

进步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全县屠工的罢工罢市，造成了严重后果：全县各饮食行业没有肉卖，影响营业；各机关团体、过往客商以及全县人民买不到肉；本县肥猪纷纷外流到毗邻的隆昌、内江、大足、永川各地，对全县屠宰承包商的收入带来较大影响。

屠工们的罢工罢市，也引起了荣昌地方当局的惶恐不安。

待罢工、罢市到第6天时，地方当局不得不承认“公安局违苛征肉税及各种杂捐，酿至两次罢市”，最终只得同意屠帮大会的全部条件，撤销增税规定，释放被押人员。人们为被释放的人员披上红绸，送回屠帮大会所在地屠工小学，沿街挤满了热烈欢呼的围观群众，屠工们也欢欣鼓舞，燃放鞭炮庆祝。

不久，县公安局长尹炟被驱赶下台，抗“屠税”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荣昌县屠帮大会反对增加屠宰税的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既教育了群众，也锻炼了骨干。当时中共荣昌特支已经成立，在这场斗争中，党组织始终积极地支持荣昌县屠帮大会的反增税罢工斗争，并在1929年9月将领导这一斗争的骨干分子谢用昭吸收为党员。

1930年5月，在党的领导下，将具有封建行帮性质的屠帮大会改造成富有革命性的群众组织荣昌县屠工会。由谢用昭担任主席，并担任屠工小学（后更名为崇桓小学）校长，还担任了中共荣昌县委委员，当时县委即设在屠工小学校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