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微暖，鸦屿藏秀；山岭蜿蜒，青松薄雾。在几声清脆的鸡鸣声中，74岁的梁先才起身来到院子里。他抬眼向金竹山方向望去，雾霭沉沉，房屋依稀，只有一条模糊的白色带子向着远山深处延伸。耳畔响起孩童们清澈明亮的声音：“金竹山，瓦子滩，十里河床陶片片。窑火烧亮半边天，窑公吆喝悍声远。”他眯缝双眼，思绪飘向土窑的方向。

1959年春，年仅九岁的梁先才随父母来到位于荣昌县垭口村的夏兴窑，开始了他的陶艺学习生涯。他个子高而瘦，比起同龄人，有着超乎寻常的聪慧。虽然小小年纪，却是眼明手快，悟性极高。最初，他只是学着用模具压制一些小件的玩意，如鸟型的泥口哨、悬着四条小短腿的乌龟、五彩的公鸡等。到后来，他开始学着拉坯。但拉坯的第一步就是揉泥，而揉泥可以说是陶器成型的第一步，极其考验体力。

制陶需要的陶泥从沉淀池里抠出来时，是一层层堆积着，得由几个壮汉抬到角落里，拿牛皮纸盖着，免得失了水分。取用时，拿割泥弓切成需要份量的泥块。所以，陶泥又硬又重不说，还多是方形的，掂在手里足有四五斤重。揉泥团也不像揉面团，面团是越揉越硬，泥团是越揉越软。但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揉匀。

因此，制陶就成了一个技术加力气的活儿。就算是一个成年人，一天到晚捣鼓这东西，手腕也遭不住，更不要说一个十岁的少年了。但为了学艺，梁先才开始动起了歪脑筋。手劲不足，体重却还将就。于是，为了将泥块揉得软和，他借力于身体重量，将泥团翻来覆去地按压。居然也能将泥团揉得像模像样，有那个意思了。

初中一毕业，梁先才就正式到夏兴窑拜师，开始了陶器制作的各个工艺流程的学习，手拉坯、开片、修坯、雕刻、烧成、检验等传统工艺，他都学了个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1973年起，20多岁的梁先才，先后到四川省内江小河口陶厂、贵州省习水县陶器厂作技术指导，开始他的游学之旅。1976年，他回到荣昌，到当时二轻局属下的荣昌县工艺陶器厂工作，先后带徒弟100多人，连厂长都曾是他的徒弟。

当时工艺美术厂因为技术的问题，导致产品烧成率低，质量上也不尽如人意。梁先才一头扎进车间，对窑室和窑炉进行改建。三个月后，新的窑炉建好了。第一窑开窑结果显示，改建后的窑炉不仅烧成率高，而且烧成效果好，开创了该厂自成立以来烧成效果最好的业绩。产品质量好，自然不愁销路。于是，运输问题也提上日程。

当时刚刚改革开放不久，许多运输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虽然运输问题得到解决，但费用又成了一笔不小的开支。于是，梁先才也买了几辆大货车，成立了一个运输公司，开始为厂里运货。有一天夜里，他跑完一趟长途，疲惫地开车回到垭口的家中，还未进家门，就听到院子里孩子们的喧闹声，这些熟悉的声音让他不安起来：这些年东奔西跑的，都为了什么呢？一家子团团圆圆不是更好吗？于是，他放弃了工艺陶厂的事务，回到了垭口的家中，开始物色建窑的位置。

要有自己的窑子，这是祖父留下的遗言。新中国成立前，他们家本来有一个自己的土窑烧制陶器的。结果因为父亲好赌，在一次牌局中，把窑场输给了别人。很快，垭口就解放了，评成分的时候因为没有私产，反而评了一个贫农。不过，要有自己的窑烧陶器成了堵在梁先才心头的一口气，上不去，也下不来。

1990年12月，在垭口村靠近鱼箭河的一个小斜坡上，梁先才以村办企业的名义开办了自己的第一个陶厂——安富鸦屿陶器厂。建好后，他四处奔走，终于在半年后办下了营业执照。有了自己的陶厂，自己的窑子烧窑，梁先才放开了手脚，大刀阔斧地实现自己的想法。整个制陶的工序，他心里门儿清，和一线工人师傅们沟通交流，一个眼神就足矣。因此，他的厂子产品质量好，品类多，销路好，更是带动着原先垭口世代做陶的其他家族的人也纷纷开办起了陶厂。如梁先斌（梁先才大哥）创办了东民陶器厂，肖文桓创办了安北陶器厂，贺元刚创办了富艺陶器厂。一时间，垭口村窑场林立，一派热闹场景。

到了1995年，他已经在当时的荣昌县安北信用社有了不菲的存款。由于他时常需要外出跟厂商谈合作，却苦于没有一辆像样的车子，跟人谈判的时候总是底气不足。于是，他想买辆好一点的新车。

这天，在安富镇上跟信用社主任闲谈的时候，梁先才说自己想买一辆桑塔纳。钱呢，又刚好够。这个主任却哈哈大笑起来，说：“梁总，买啥子桑塔纳哦，要买就买好的——买红旗！”梁先才一听，颇有点踌躇起来：“红旗是好，但是价格有点贵哦！”主任却说：“梁总，您放心，钱我们来想办法！”当下一合计，就这么拍板定了。第二天他就去了成都，预定了一辆红旗轿车，爽快地交了定金。

到提车的时候，梁先才发现这款红旗轿车，高配版的全国也就只有50辆。他一个乡镇来的，做陶出身的办企业的农民，居然有这个魄力来提车。一时间，大家都围上来看起了稀奇。不错的，梁先才虽然是农民出身，打小在泥巴堆里长大，但他也是鸦屿山上铁骨铮铮的汉子，是吃做陶这碗饭的，无论如何不能掉了手艺人的面子。他从包里认真地掏出34捆扎得整整齐齐的崭新的百元大钞，咚的一声放在桌上，中气十足地说道：“点一下钱噻！三十四万！”周围的人纷纷投来钦佩艳羡的目光。

等他把车开回荣昌，立刻引起不小的轰动。这车在当时的荣昌县也就只有两三辆，也是县里的领导们才能坐，可他硬是去提了一辆回来。1996年5月5日，重庆日报头版头条以《土窑“烧”出红旗车》为题，报道了鸦屿陶器厂迅速发展壮大的历程。一时间，红旗轿车成了梁先才的名片，为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闻其名者打听一句“土窑‘烧’出红旗车的陶瓷厂”，就能在偌大的重庆顺畅地找到他。“土窑烧出红旗车”，这还了得！直至今天，重庆日报的记者们还记得这个轰动一时的新闻。

到了2001年，企业已经占地10亩，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拥有职工80余人，成了当地的规上企业。主要生产工艺陶、包装陶等，产品花色多，品种齐全，工艺水平极高，经济效益也居于同行前列，被誉为“陶乡之花”。当年营业收入更是达到1220万元，增加值240万元，实现利润34万元。

2010年，荣昌陶器（烧制技艺）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于是，县里负责非遗传承人申报材料的廖正礼打电话给安富镇文化中心的站长刘守琪，要他赶紧把梁先才的申报材料报到县里来。于是，刘守琪火速赶往垭口，跑到他的厂里找他。

可此时，他正浑身泥巴地在车间里调试球磨机。两人对视那一刻，彼此都在内心嘀咕：“这人真是的，穿成这样！”梁先才一身灰扑扑的工作服，头发上都是飞溅的泥点，脸上左一道，右一道的泥印子；刘守琪一身白色长袖衬衫，扎在黑色笔挺的西裤里，皮带扣亮晃晃的，头上还盖着一顶白色礼帽，脚下一双黑色皮鞋擦得铮亮。

但当他走进车间，脚上很快就沾满了泥浆，裤脚上也是。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两个人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再后来，他们成了最好的朋友，经常聚在一起聊天喝茶，探讨做陶的心得。而梁先才也从县级非遗传承人一路走到市级非遗传承人，直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并且还被评为重庆市工艺美术师、重庆市劳动模范、棠城工匠。他还担任了重庆市工艺美术协会副会长，中国工艺美术行业理事会副理事长，荣昌区陶瓷学会常务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他还成立了荣昌陶传习所，手把手培养年轻接班人；他不断地接纳高校学生，前来参加社会实践和创作；他真诚地与外来陶艺师交朋友，在交流中创新。尤其是得知钦州陶一直沿袭古老的柴烧技艺时，他也很快建成了自己的柴窑。经过几次试验后，他的柴烧精品越来越多。2018年开年之时，更是成了国际柴烧协会创作基地。直至今天，每次烧窑时，他都依然坚持守在窑边，直至出窑的那一刻。

在梁先才位于安富街道垭口村的院子外，他特意将原先的不锈钢大门改成了木质的仿古门坊。友人还化用他的姓名，为他题了一副对联：梁上清风，千年窑火生生不息，果然得月较先；家有能工，百代匠心绵绵而作，是以逢春尤才。横批：鸦屿山居。

金竹山的煤烧出了厚实淳朴的陶缸陶钵，瓦子滩的十里河床孕育了世代做陶的壮实汉子。窑火烧亮了鸦屿山上的天空，窑公的吆喝声声传过千年的时光。夏兴古窑的窑洞中至今仍残存着最后一批入窑烧制的粗陶花钵，窑王庙前清风明月时常相伴。陶泥在匠人们的手中生长，也在千年不熄的窑火中淬炼。（作者：兰杨花）